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，在我看来，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，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。

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、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（包括儒学精华），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完全是南辕而北辙，在两条道上跑的车。他们不是与崇儒反马的大陆新儒学公开划清界限，就是谨慎地与其保持距离。

杜维明20多年前就主张儒学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，最近他和汤一介共同主持一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，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之间找到相融相通之处，找到结合点。从学脉传承来说，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儒家，具有尊孔崇儒、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，以继承儒家道统、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基本特征。近代以来，中国一直在走一条西化的路，文化歧出的路，以夷变夏的路。前者主要由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观、方东美、钱穆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。陈明则提出鹊巢鸠占说，意指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，现在却被马克思主义占去了，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。

他说，在现实中，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，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，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。蒋庆提出了复兴儒教的两条路线，一是上行路线，走儒教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道路，争取立儒教为国教。51、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，牟著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，页270。

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、检讨、是与他对五．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。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，研究黑格尔，在北大讲康德哲学，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，很有问题。而在《哲学的用处》（1983）讲演录中，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兴起，这是一个阶段。（注意：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，有五大讲演的事。

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，《逻辑》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，对的经典书，使牟先生颇觉失望[32]。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（《生命的学问》，台北，三民书局，民国59(1970)年，页38～39）。

到后期，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，例如梁漱溟、唐君毅、方东美先生等人。9、牟宗三《时代与感受》，页148～149。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。11、牟宗三《生命的学问》，页33。

（牟宗三《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》，同上） 18、牟宗三《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》。冯友兰的《哲学史》，主要是其中论名家的部分，也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牟的镜鉴。因此，北大办哲学系，历史最久，师资最多，结果无所成。17、 知觉因果说，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，上自洛克，下至罗素，无或越此。

31、牟宗三《略评金著〈逻辑〉》，同上。总的看来，牟宗三对冯氏的哲学与为人评价均不高，甚至出言极苛。

3、牟宗三《时代与感受》，页128。由此意识，吾人即可开辟价值之源。

无论如何，张先生的《认识论》（1934）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，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《知识论》（1983，成书于抗日时期）和牟先生的《认识心之批判》（上，1956，下，1957）同日而语，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，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。在获悉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，牟氏接受台湾《中央日报》记者采访，发表的讲话中复指出： 这（按：指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）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，思考力非常强，自成一家之言，不是东拉西扯，左拼右凑抄出来的，而是一条主脉贯串下，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，可说是第一流的。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，反差太大了，令人无所适从，难以接受。上述牟氏所评论的四位哲学家与他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他，尤其是唐君毅对他有过直接的影响，而他与唐都继承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精神路向。此外，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，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，但并不完整[2]。[11]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，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，——以清华、北大、中央、台大为中心，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，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，他的评价甚低，这与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对北大、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。

27、牟宗三《略评金著〈逻辑〉》，同上。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。

12、牟宗三《时代与感受》，页148。[14]在此可以看出，牟氏中后期（50岁以后）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，确切地说，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。

[40] 虽然梁先生本人很看中他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但牟氏则认为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，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恐怕不如读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。）为慎重起见，本文以牟氏后文（时间与次序均在后）所讲的为准，以他前边的为参考。

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（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）的意义上使用，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，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，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，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，是不是独一无二的，就颇成问题了（参见徐葆耕《释古与清华学派．何序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版）。从前三者来看，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。16、牟宗三《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》，同上。这可以从他为唐君毅所作的挽联中明显地看出。

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，都有真知灼见。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，指出： 熊十力先生、张东荪先生、金岳霖先生，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。

（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——金先生，刘培育主编《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》，成都，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页200～201。依此价值之源以作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，即名曰文化意识宇宙。

换句话说，唐先生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，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大师。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。

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，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，肯定也最多。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、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，而他在其处女作中特出胡煦的易学，则为极佳的明证。[61] 由此可知，牟氏没有否认冯为一家哲学，但并不认为冯的哲学能够代表程朱，故亦不承认冯为儒家。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，多的是thinker，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，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，所以五.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， 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[3]。

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。）当代的罗素、杜威无法讲，十八世纪的康德，就更难了，要讲清楚都办不到。

牟氏主要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肯定他的。一般人到国外去，读西方哲学不能入，对中国哲学（由于平素心存鄙视）无基础，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。

[30]与此同时，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，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，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，金先生没有弄对。50、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，牟著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，页226。